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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

发布日期:2017-11-30 13:28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  

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勐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一家出版社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往多从思想观念方面去研究这场“文学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从新文化的传播方式入手研究,认为120年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推进了新文学的生产。

11月11日,由静安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在上海举行。董丽敏在静安文化馆·光影车间分享了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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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传播方式升级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1915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以往的文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良的程度,其中主要是文言文完全落后于文化生产的发展,应以白话取而代之。之后陈独秀在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特别提出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点,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生产,其实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解——似乎是学院派这些知识精英振臂一唿,新文学就能够深入人心,就能够被广大读者接受。” 董丽敏认为新文学被大众最终认同,并不仅仅是靠一份《新青年》就能做到。事实上,哪怕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1917年,销量最多的《新青年》发行量也只有16000份,和4万万的中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影响面并不大。

那么如何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深入人心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新文化来理解这个事情,更需要结合以往总是被忽视的新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来加以解释。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新文化的生产条件,也包括它的传播方式。”董丽敏认为,当时逐渐传到中国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印刷技术、发行量广泛的报纸、职业化的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得以站稳脚跟、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时远东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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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丽敏教授

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渐起,商务印书馆在译介外国科学文化进入中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较早意识到在西学东渐过程当中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请谢洪赉对《华英初阶》进行了重新译注。

早期的英汉字典不标注具体英语单词的中文意思,只是用上海话或者宁波话注音,导致读者大致知道英语读音,但却不知英文含义。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开始加上了中文译注。“这从翻译政治角度来讲是非常大的改变,证明了中英文可以并列在一起,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它音的接受上面,而开始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应物。”董丽敏说,这套书当时受到很多读者欢迎,它1898年出版,到了1921年已经印制了77版,“商务印书馆不仅挣了大钱,而且开始介入到了文化出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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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加上了中文译注

在这个基础上,商务进一步和重要的翻译大家进行合作,和严复合作出版了《天演论》和“严译名着丛刊”,和林纾合作出版了100多本小说译着。

“《天演论》1897年前后其实只是手抄本,在严复很小的朋友圈中发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天演论》当作非常重要的产品?实际上是由于商务的介入。商务印书馆有庞大的发行网络,在1915年就有80多个分馆,这样才把严复翻译的影响力扩展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中。”董丽敏认为,严复和林纾的成功,与商务印书馆发达的发行网络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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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推动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巨大